1997年,那一年,董建华60岁,他即将出任香港特区的第一任特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想要大干一场,可能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将会屈辱地离开香港。

无论怎么看,香港都是东亚经济上的一颗明珠。但是,香港却是一座竭泽而渔的城市,当它的产业基础依赖于畸形的宏观调控时,它可能拥有了现在,却也失去了未来的成长潜力。

众所周知,香港地区是一个发达地区,它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金融业非常发达,它的市场竞争环境也相对公平,它同时还拥有着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表面上来看,香港应该是一座没有后顾之忧的城市。它自身经济发达,并且背靠广阔的内地市场,还有着身为国际自由港的地位。但是香港是一座对大部分人来说非常不友好的城市,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高的房价,很多学生还未毕业就已经背负了大量的债务,大部分香港人都居住在”鸽子笼”中,这是独属于香港的伟大发明,它还有着发达但价格昂贵的私人医疗体系。

1997年,香港回归。

那一年,香港以13445亿元人民币的GDP排名中国第一,比内地第一名到第九名的9座城市GDP总和还高出16亿元,是深圳的10.4倍。

亚洲四小龙、世界金融中心、东方好莱坞。誉满天下,一时之间,风光无量。

然而香港的繁荣在回归后第一年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寒冬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冲击了香港的泡沫经济。香港经济一落千丈,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寒潮遗留下来的风霜还将继续影响着香港经济的复苏。

经济危机的爆发,刺破了香港经济的泡沫,也让董建华意识到了,香港过度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弊端。改变香港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作为特区的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希望香港能够有着更为长远的未来,他希望让香港人能够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发展空间,而不是被单一产业利益集团所绑架。

在上任后首年的施政报告中,他就希望带领香港摆脱对单一行业、尤其是地产行业的依赖,他雄心勃勃的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廉价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他还提出在商贸、旅游、工业、教育上增加投入,大兴改革,尤其是力推兴建科学园,以为香港向高科技领域未来转型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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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希望香港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成为适合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城市。然而,对于香港人来说,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变过。对于他们而言还是实实在在能够看见的东西最值得信赖了,那些一听名字就很奇怪的产业肯定都不是好东西。

三年后,当巨量的廉价公屋被推向市场时,刚刚从金融海啸中缓过劲来的香港,头一年房价才稍微有回暖起色。此时即应声跳水,转而继续走跌。

于是,三年前这项被全港叫好的“大善政”被指认为房价下跌的“大恶政”。50万有房中产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房价下跌,要求港府救市。

他们打出横幅,怒吼着让董建华滚蛋。

持有大量房产的富人不希望房价下跌,持有一间房子的中产阶级不希望房价下跌,那些只持有四五十平米蜗居的底层民众也不希望房价下跌,而这些人在当时占据了香港的绝大多数。

人心撕掉了遮羞布:他们要的不是便宜的房子,而是只允许自己购买的便宜房子。

对于香港人来说,他们可不在乎董建华的良苦用心,他们也不想听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只要自己有好处,那里管其他人和后来人的死活。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反对浪潮,董建华放弃了自己的”八万五计划”,来平息民愤,但是香港也因此错过了能够调整自己产业结构的机会。此后董建华的任何政策都成为了香港房地产利益集团的靶子,做的任何事情都成了对香港人别有用心。被房地产利益集团彻底绑架之后的香港政府的任何政策此后就都成了骑虎难下了,香港已经失去了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

群情激愤之下,董建华个人能力的强弱已经无法决定政府政策的走向了。此后董建华的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成为了空中楼阁,他想要把香港从温柔乡拉出来的理想也就不可能实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理想也结束了。

董建华的香港的多元化发展的构思布局,无疑是要将香港从一条腿走路的状态中拉出来,帮助香港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家独大”的香港经济虽然在短期来看是欣欣向荣的,但是任何产业都会出现自己的疲惫期,从来都不存在永远一成不变的产业结构布局,太阳不会永不落下,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1997年,香港的GDP是1774亿美元,新加坡是1001.64亿美元,2017年,香港的GDP是3414亿美元,新加坡是3239亿美元。20年过后,在新加坡的经济从只有香港的56%到即将超越过香港。但是GDP并没有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最大差距,那就是新加坡有着博通公司在内的信息产业巨头,还有蓄势待发的生物医药产业,新加坡所拥有的这些朝阳产业无疑是给了新加坡人更多的选择,也让更多的新加坡人能够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金融业确实是一个高薪高利润的产业,但是这一行业所能容纳的从业人员对于香港人来说还是太少了,同时受到土地供应政策的限制,香港的房价高企,政府政策执行上的乏力和有心人的鸠占鹊巢,使得任何的创新举动都成为了不可能。

大航海时代

相比于冒险去发现新大陆,还是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是最令人感到安全的。董建华的宏伟蓝图在人性的贪婪面前成为了泡影,香港也失去了自己的最佳转型期。产业调整越往后面拖延,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并且收益会越低。相比于新加坡的抓住机遇,顺势而起,香港却错过了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宏观经济政策的好坏不仅仅是只关注于眼前的利益得失,单一行业的繁荣与衰落不应该影响政府的所有决策。当政府所有的行为都被一个行业所绑架,任何发展其它产业的行为就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大而不倒”的产业结构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其实都是别无选择。

董建华想要凭借个人努力来改变香港已经固化的经济结构,让香港人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但是董建华的选择有些生不逢时,香港也因此错过了整个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被新加坡甩开。

虽然香港当前的经济仍然处于高位状态,但是香港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以前了。深圳,广州的崛起,新加坡的冲击之下,只能依靠于特殊的地位实现经济增长,而这一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多的是流动的资金。这些并不属于香港自己,自然也不会对大部分香港人带来好处。

大部分香港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处境

  董建华的失败并不只是个人的失败,当他背负骂名离开香港之时,香港仍然发达,时至今日,香港也仍然发达,但是这些已经不属于大部分香港民众了。香港独有的“鸽子笼”也将继续作为香港的特色延续下去,香港曾经有机会改变这一命运,但是自己把它放弃了。董建华大可以背负着骂名离开香港,但是香港的这一模式如果在内地遍地开花,就有些显得太过于魔幻了。